刷屏/劳作：对话艺术家

Screen Refreshing/Labor: Dialogue

2018.4.13 15:00-17:00

南京艺术学院美术馆（南京）

Art Museum of Nanjing Universityof the Art, Nanjing

主持：郑闻

艺术家：刘成瑞、王育臣、郑达

嘉宾：李泊岩、石玩玩

The host:Zheng Wen

Artist:Liu Chengrui,Wang Yuchen,Zheng Da

The guests:Li Boyan,Shi Wanwan

一千字写《刷屏/劳作》

李泊岩

1516年，38岁的托马斯·莫尔写完了他的名作《乌托邦》，他所赋予劳作的概念是“用于增进国家财富，提高社会福利，有益于全体人民衣食住行各种生活状况改进的”生产性劳动。同时，在他看来“淫巧的工艺，徒供奢侈享受而无益于国计民生的物品”都应该禁绝。十年后，也就是1527 年，身处异乡的30岁尼德兰画家荷尔拜因拜访了莫尔，并为他画了一幅肖像。随即，这幅肖像在整个伦敦引起轰动，成为了荷尔拜因入驻宫廷的敲门砖。《乌托邦》里是没有贵族的，而它的作者在现实生活中，却亲手成就了自己所反对的“艺术家”通过这幅名为《托马斯·莫尔肖像》的作品成为贵族的宠儿。

更有意思的是，在后代的绘画家和近代的摄影家心中，荷尔拜因具有着双重启发的作用。这不仅仅在于他描绘对象的方式，还在于他将重复美学的劳作，运用到量身定制的小尺寸艺术品中。摄影术诞生之初的作用，与荷尔拜因时代肖像画的作用，具有历史意义上的相似可比性。但随着相机的变化，摄影师在技术层面的必要意义越来越减弱，使得以劳作为表征的相机操作性，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被艺术所代替。尴尬的是，经艺术之手所改变的拍摄，在随后到来的图像时代也被忘却。

与通常的大型展览相比，《刷屏/劳作》更重视图像回溯历史的情境表达，在十分文学化的分支标题中，策划人（郑闻、海杰策划，吉姆·拉默、陈正联合策划）使用了数据时代的语境和符号来暗示章节表述。我们在负一楼的展厅中，可以看到关于历史图像的使用和借鉴，探讨了艺术家同历史图像之间关系。在一楼，由于空间限制而用作过度展厅，从各个部分里抽掉提纲引领式的和体量较大的作品来展示，可以说是最主干和最集中的概述。二楼展出当代摄影的主体阵容。三楼则集中展示自拍、刷屏及由此引出的关于图像奴役和监控等议题的作品。总体线路是历史、当下及未来。在整个展览通过图像支撑起来的树形逻辑中，从昏暗的地下展厅到明亮而错综复杂的三楼展厅，形成了一个向上发展的逻辑秩序。

它借用了“大型摄影展”这样一个司空见惯的外壳，在体量上支撑起一个图像构建起来的虚拟王国。这个王国的法度，是文学符号化之后的图像叙事，它没有探讨通常意义上摄影与历史的关系，或摄影与绘画的关系，或摄影与观看的关系，这些被探讨太多的话题被展览题目中的两个动词给绕开了。最终探讨了社会环境中人类的焦虑。因此，这个展览可以说是因摄影而聚集起来的一种劳动组织，或者说劳动集成。他们面对的是图像爆炸之后的观看贫困。相较于早期摄影时代，或更早的荷尔拜因所处的文艺复兴时代，图像因政治权力的控制与传播，成为了对大众轰炸和洗脑的工具，这样一来，真正使艺术变为无用的悲观的“乌托邦”时代真的到来了。

作为展览，它面对的是日益激增的图像，洗脑式的传播后，所带来的精神反馈。“刷屏”成为了图像观看者的枷锁，在获得看似自由的观看权力的同时，自由精神在政治上和社会上，都产生了失败、灾难和破灭。曾几何时，劳作是获取意义的渠道，图像是承载意义的载体，如今因为过载，两者都失去了明确的意义，刷屏和劳作在今天都像是一种徒劳，仿佛通过它们可以填充精神那无底洞的空虚。从劳作到刷屏，更多的是一个历史性的终结，这存在于整个展览所体现出来的文学式的幻灭感，还有那种以泪洗面地忠告观众“在这里你将丧失了一切”的态度。

毋庸置疑，我不能将所有参展艺术家都置于“摄影终结论”这一话题中，但图像在生活中最明显的影响——刷屏，即大量占用人们本来用于劳动上的时间而进行的消遣，是反抗社会资本生产的双刃剑。这种生活与劳作互为影响的模糊界限，成为二十一世纪以来的一个重要特征，图像在此被遗忘，它在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和想象力的同时，激起了人们崇尚物质、金钱的欲望；并把人生压缩成简单的平面，通过信手拈来的图像，随时随地逃避自我，逃避现实。

结局是什么？在摄影提供的这个“不存在的客观世界”里，在这个本该只有劳作的世界里，劳作绑架了艺术，并利用艺术控制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和生活时间。展览《刷屏/劳作》可能只是一次大规模的“罢工”，并作为一个证据，停在这个摄影仍可能构建“乌托邦”的时代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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