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断层到贫穷：艺术在地性的尴尬

文｜李泊岩

 

尽管九月的德阳秋雨不断，文庙中的老百姓自发文艺活动却不曾间断，那些地方戏曲、舞蹈让古老的庙宇一派歌舞升平。我像是一个游客，端着茉莉花茶在露天的茶馆里，那时，我是失语的，我折服于这些大众的民间的文艺。

 

我有时候在想，他们不关心和不接受当代艺术（文艺）是不需要解释的，这可能也超出了断层的范畴，也可能是当代的新的文化的自身优越感的孤芳自赏，大众为什么要喜欢？为什么要让大众理解呢？

 

“贫穷剧场”这个词，是9月在德阳实施策划《断层再造》（我与孙晓星共同策划）期间迸发出来的。《断层再造》在今年三星堆戏剧节中的公共展演环节，我们在德阳试图用艺术行动的方式，出其不意地给当地人的

 

日常生活一些不一样的改变。然后，某种陌生、失语、不确定的态度迎面而来，我形容这也是“断层现象”。在驻地的一个月中，每个艺术家所面对的断层又不尽相同。对于德阳这个城市的历史、文化、政治、社会背景的不同理解，增加了艺术家角色的改变，交流、互补、理论研究成为了那段时间的主要生活。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，我想到了卢梭所提出的“剧场效应”对于艺术家的影响，也就是说，每个人都是别人的演员，同时每个人都是观众。剧场凝聚了人们对于一个事物的共性判断，并且，往往这种共识是值得怀疑的。

 

因此，采用24小时连续行动的概念做一个从白天到深夜的项目，化解了多角度思考难以同时呈现的冲突，反而给予每个作品在时间上的联系和呼应。在整个过程中，艺术家有着绝对的自主权和领导权，实施的计划随时会改变或打乱，这种来自主观和客观兼有的改变，增加了我所认同的“不确定即是当下确定的现状”。

 

张静的作品《新浪潮》尤为明显，因为她验证了艺术家所理解的社会状态与现实的鸿沟，现场在失控层面，也验证了剧场效应在大众层面的连锁反应。我们无法判断是否是经济原因造成了对于道具的哄抢，也无法判断，这场慌乱是否只是这一地点的特别情况。但这件作品给我的启发，引发出我使用“贫穷”这一当今已经毫无属性的词语作为下一个项目的主语。

 

回到北京，我着手《贫穷剧场》的策划，我审慎地邀请了白塔寺胡同美术馆（白塔寺再生计划的其中一个改造项目，一座非常美的建筑，它充满了未来的可能性）作为展览主场地，因为在这里呈现一个展览，似乎会有很多人质疑为什么看上去和胡同没有关系。我又反思，为什么要与胡同有关系呢？难道当代艺术一定要和当地性紧密相关？我想到欧洲那些小镇、农村里的小美术馆，他们并没有什么为居民服务的思考，只是单纯的呈现好一个话题与作品。那么居民愿意去吗？我想是愿意的，他们和当代艺术的代沟没有那么大。

 

又是断层的问题，这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。越来越多的观点认为，随着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差异越来越小，整个地球村似乎正在朝着科幻电影中所预言的那样，将成为一个新的共同体。在大众消费和大众文化所带来的集体意识，成为了大部分人在生活中赖以奋斗的动力，这种动力驱动着人口的迁移并达成区域性的文化共识。这在我国的二三线城市中所体现出来的人口疏离，在东北、西北等广阔地区所体现出来的人口负增长，都说明了原有的支柱产业难以满足后消费时代的乌托邦构建。

 

越来越多的艺术从业者和广大的劳动力一样，都驻扎在以“北上广”为核心的区域，这和近年艺术界强调的艺术应有的“在地性”和流行突出“区域文化”形成了强烈的反差，甚至是荒诞的对比。诚然，近些年诸多艺术项目的实践越来越在地性，但其展示方式仍然集中在艺术市场发达的核心区域，这种关系是否也存在着消费在地性的因素？当所有在二线、三线城市诞生的艺术，都要放到更为国际化的大城市中展现，或经由生活在那里的理论家表示肯定的时候，这种话语权的强势，便巩固了与国际接轨的意识。这也说明中国当代文化作为经济全球化之后的产物，带有与生俱来的文化侵蚀性和同化性。

 

然而，在中国甚至亚洲的固有文化生态中，本土文化，或者说是本土民间文化，成为了超越文化断层的基因，使得这些地区被看作文化艺术的沙漠，当两种文化碰撞时，就好像疯狂生长的雨林碰到了沙漠的边缘。“断层”难以撼动，又随时可能震荡，变成一个全新的样式。

 

北京，几乎可以看作是和上海具有相似文化包容性的城市，艺术区中的艺术展览早已经摆脱了“北京性”，但是，旧城区的胡同，总是在强调“胡同性”，虽然并没有人明确要求或提出这个说法。人们总是希望，在这里看到更多与北京土著相关的尝试，以凸显这一局部区域的文化主体地位。相对比德阳一个城市而言，在这里整个话题被缩小了，被具体了，被细化成一个排斥外来当代文化的利己主义姿态。他与几十公里外的艺术区，形成的对峙在十多年里没有变化。

 

尽管很多生活在胡同中的人搬走，搬到四环，甚至五环之外，成了事实上的有钱人，但是大部分坐拥一间老房子的本质上的富有的胡同居民，因为这种富有难以变现，仍以穷人自居，保持着难以摆脱的穷人消费观念和价值判断，甚至不断增加排外心理。与之相仿的还有上海郊区的农民，由土地而置换来多套住房和经济补偿金后，其消费理念并没有太多变化。

 

如果说“断层”是为了化解在地性的限制，那么“贫穷”就是挑战这种限制。当白塔寺胡同美术馆以后现代美学的姿态出现在胡同中时，我断定它的地位将是一种新的挑战，它可能会经历很长一段时间的无人问津，也可能会激发一个话题的激烈讨论。伴随着用“贫穷剧场”这个并不被人待见的词命名的展览，我所想到的是它可能会犹如上世纪60年代“贫穷戏剧”一般，因取消舞台和观众座席的界限给双方带来不适，也可能是一个更具体的对峙（对视）的开始。从“断层”到“贫穷”体现了一种对艺术在地性的使命变化的认识，“断层”是表征，而“贫穷”是根源，这是更进一步、更激进的认知，因此，需要论战式的提出观点，也更需要更为缜密的论证。总之，在地性这个问题，作为我个人的思考，我愿意不确定，也真的不确定。能确定的是，把玩艺术的富人和身价难以估计的胡同串子是一样的，都是穷人。

 

2017年11月14日  应三星堆戏剧节邀稿草就